早在1945年，戴高乐就同许多人一样，很快意识到欧洲内部对立的时代已经结束，千疮百孔的欧洲正面临着新的强权政治的威胁。他对诸如建设“美国联邦式欧洲”（1851年由雨果提出）的口号根本不屑一顾。他曾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熏陶，尊重中世纪基督教民族的价值（尽管他不属于“欧洲之父”们的民主基督教流派），注重十九世纪提出的核心概念，即“民族间的和谐”。他认为欧洲建设应该以现实为基础，分阶段进行，首先应完成经济与技术的合作，在不威胁各国主权的条件下建立一种“事实上的团结”。他还认为实现这样一个欧洲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法德关系得到彻底的、持久的和解，法德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建设法德合作的基石与轴心，同时保证法国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他并不排除英国也可以加入到欧洲，条件是有一天它与英联邦、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明显放松。但是他认为这一天还没有到来。

1946年到1958年期间，戴高乐将军虽远离政坛，却仍不失时机地表达他对欧洲问题的看法。1950年，他对成立煤钢共同体表示反对，因为这一组织表现出超越国家的体制特性。但是他也承认将法德能源资源联合起来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对欧洲国防共同体CED却坚决反对（欧洲国防共同体最终因共产党和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大多数以及一部分激进社会党的反对，于1954年被议会否决）。这一超越国家主权的计划旨在成立一支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即由美国人领导的包括德国军队在内的欧洲军队，这对戴高乐将军来说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戴高乐并不反对1957年的罗马条约，但拒绝让?莫奈提出的按照联邦制组建欧洲。他还反对条约中规定的布鲁塞尔委员会的作用，反对布鲁塞尔委员会有一天可能成为一种联邦政府。但是他已经感觉到法国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极大得遏制了经济的发展，认为法国应该开放市场，面向外部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国遵守工业和贸易发展所必需的规则。他对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也持同样的观点。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掌政权之后，法国在坚持这种保留态度的同时开始执行罗马条约的规定。对于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Couve de Murville）来说，“真正的欧洲于1959年1月诞生了。”这个欧洲体现了法国的两大目标：第一，法德关系的和解，这是展开密切合作的前提条件；第二，开放法国经济，结束几个世纪以来的保护主义政策。然而，戴高乐提倡在欧洲范围内发展自由贸易的同时，坚持针对欧洲以外的其它国家，尤其是美国实行欧共体优先政策，制定平衡的共同对外关税，以保护欧洲足够的发展潜力。

然而，在欧洲建设的过程中，为保证与美国和苏联相抗衡，戴高乐认为欧洲国家进行政治联合至关重要。相反，在1963年和1966至1967年期间，戴高乐将军多次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认为英国将不会遵守共同市场的规则。而且，他认为英国对美国过于唯命是从，英国与英联邦的特殊关系将会动摇欧共体的稳定，从而使欧共体变成一个没有政治意义的庞大自由贸易区。而且，他知道邱吉尔从来没有考虑过英国真正加入到欧共体当中，尽管不久之前他还在号召欧洲的联合。

以预算一致、欧共体优先和统一生产价格三大原则为基础的共同农业政策在罗马条约中已被提及。虽然没有提供细节，但这也足以使戴高乐坚定了他推行共同农业政策的决心，即使这一政策会导致危机出现。由于不能在预算问题上达成一致，1965年6月30日，他决定实行“空椅”政策，以反对“资格多数”的决策原则。经过六个月的僵持，1966年1月，欧共体在卢森堡就欧共体的体制运行做出了让步，要求六大成员国对“重大问题”需全体达成一致。戴高乐取得了胜利，在支持共同农业政策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保护了法国农业的特殊性，维护了法国的利益。他运用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团结互助的概念，成功地修改了罗马条约中有关决策机制的规定。

在这次危机之前，他就已感觉到以经济为起点的欧洲建设必须具有政治意义。他讥讽那些只是在口头上赞成欧洲建设的人们（1962年将其称为“世界语大杂烩”，1965年讽刺说“象跳脚山羊那样大喊欧洲！欧洲！…”）。从1958年起，他就不断重申欧洲成员国只有进行密切的政治合作，欧洲建设才能有真正的意义。1961年，他在朗布耶（Rambouillet）向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陈述了他的观点。随后，又成立了富歇委员会（Fouchet），以表示他的这种愿望。富歇委员会得到了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的支持，但后来出现各种波折，1962年4月最终因各国不能达成一致而宣告破产。造成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反对有关合作的规定，认为其违背了罗马条约的模式，并要求英国立即加入这一进程当中。更主要的原因则为这三国连同其它国家反对从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共同国防政策。一心想建立一个“欧洲人的欧洲”的戴高乐认为这次失败是由于美国和英国为其自身利益插手其中，进行破坏而造成的结果。

到1969年戴高乐退出政坛时，欧洲建设已经使法国重新恢复了它的地位和繁荣。法国已不再是那个1945年病入膏肓、1958年还处于恢复阶段的法国。法国彻底摆脱了长达百年的保护主义政策的牵制。戴高乐在反对任何超国家权利，主张建设“主权国家的欧洲”的同时，还建议在尊重这一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政治上的合作，但遭到他的合作者们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