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27日，巴黎和北京同时发表公告，宣布“法兰西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之内任命大使。”
四十年后再回顾这一史实，在当时由两大对抗集团统治的世界里，再加上东南亚的军事紧张局势，可看出在这一简短的声明中所包含的做出这一决定的勇气。
的确，在法国之前已经有七个西方国家从1949年起就与中国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保持着联系，但是尽管英国于1950年任命了一名代办，它同时也于台北设立了领事馆。因此，两国将在1972年并没有大使关系往来。
戴高乐将军的举措之所以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为当代中法外交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是因为这一做法已超越了简单的外交范畴。戴高乐将军对中国的承认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代表着他对世界格局提出的一种新见解，即以捍卫国家独立为重。这一独立即意味着法国面对西方集团的独立，也意味着中国对苏联的独立。

理智与勇气

1964年6月6日黄镇大使递交国书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体现了戴高乐将军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戴高乐将军要与“真正的中国”按照正常的方式，即以“外交的方式”建立“正常的关系”。因为对他来说，“共产党的中国也仍然是中国”，也就是说是一个拥有几亿人口，几千年文明，领土广阔，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法国必须意识到这一事实，意识到中国拥有着根深蒂固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而在当时，由于法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的距离如此之大，因此法国首先应努力对这一民族进行真正的了解。
然而，这并不是指法国要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戴高乐将军对这一意识形态的许多方面进行过抨击），而是要与一个国家、一个代表中华民族大多数的政府建立联系。“法国接受这个世界的现状”，戴高乐如此总结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实用主义。
然而，如果说这一举动在戴高乐将军看来是“事实与理智”作用的结果，它也是“国际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因为这一举动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1963-1964年的国际背景下，承认中国意味着法国将重返国际舞台，尤其是亚洲舞台。1964年1月22日的部长会议之后，戴高乐将军对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说，承认中国，意味着“我们将翻过殖民的一页，告别在中国和法国印度支那建立租界的历史。法国将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中国。”这一立场完全符合他坚守的民族平等、种族平等、尊重国家主权、尊重人民自决权利，按照他们的选择制定国家制度的传统概念。这些原则是促进各国平衡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正是因为戴高乐将军始终奉行这些原则，他的行动才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