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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定的原因

1957年6月埃德加·富尔 和毛泽东会晤

戴高乐将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想法由来已久。他对前总理埃德加·富尔1957年赠送给他的著作中的观点表示赞同。埃德加·富尔在私人旅行期间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晤。他在 « 蛇与乌龟»一书的最后建议恢复中法外交关系。尽管戴高乐将军认为这一提议非常"有意义 ，但是"这一切目前还无法实现，因为法兰西还没有自己的政府 。
1958年戴高乐将军上台之后，他立即开始就此作积极的准备。1960年，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由埃德加·富尔承担这一使命。但是直到1962年之前，法国由于被非殖民化运动导致的暴乱所困，一直无暇顾及外交政策。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持续不断，再加上中国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法国与中国的外交进展受到阻碍。直到1962年3月签署埃维昂协议之后，戴高乐将军才终于有了在国际事务上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的充分自由。
戴高乐深刻了解孤立中国可能会造成的危险。中国被对其充满敌视的强权所包围，靠近冲突四起的印度支那半岛。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他就认为越南要求民族独立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扩张理论导致的结果。他担心这场冲突有可能会愈演愈烈，认为只有通过政治解决，即通过谈判，将这一地区的国家，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联合起来里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与东南亚地区打交道近半个世纪的法国决定促使这一变革的实现。
在1962年有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他向中国外交部长陈毅陈述了他的看法。而且，两国在拒绝加入由美国和苏联等国签署的核武器非扩散条约方面也持完全相同的观点。
1963年3月13日，戴高乐将军在与部长阿兰·佩雷菲特的一次私人谈话中说， 我们仅仅因为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治体制让美国人不满就不与它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不正常的… 。这番话明确表明了戴高乐将军充分的理智与远见。

决定的艺术

从1962年起，法国政治代表团，尤其是经济代表团频频出现在北京。随着法国与中国官方最高领导人进行的非正式接触，北京表示愿意与法国恢复外交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正常化。1963年10月至11月期间，埃德加·富尔主席受戴高乐将军的委托代表他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秘密会晤。
最后，由中国驻瑞士联邦大使和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得博马舍（Jacques de Beaumarchais）在瑞士伯尔尼进行了最后阶段的会谈。美国外交人员没有被通知，但是他们已经料想到做出这一决定的可能性。
A1964年初，由 " 费加罗报 "负责在巴黎进行媒体准备工作。1月9日， " 费加罗报 "发表了由罗歇·马西普（Roger Massip）对埃德加·富尔进行的长达两页的专访。当时，议会正处于休会期间。但是，在北京，由弗朗索瓦·贝纳尔率领的议会代表团却及时地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在四月份复会之后，议会才开始对此进行讨论。
在总理和外交部长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的支持下，由戴高乐总统一人作出了最后决定。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Etienne Manac'h）后来得知，中国领导人对戴高乐将军作出这一决定的迅速深感吃惊，因为他们预计交换国书将在这一年更晚的时候进行。
随后，该由戴高乐将军向公众宣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事实。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巧妙的，又稍带有渲染的方式宣布了这一消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说，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 事实与理智 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