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六月初。这是我受中国政府邀请进行的一次私人旅行。我应该属于最早，甚至也许是第一位手持活页签证（由于当时法国还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还没有护照）跨越中国边界的西方政府官员。
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进行了六周左右。在此期间，我参观了许多地区，也会见了一些政治人士。我和我的妻子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而我与周恩来总理则多次进行会谈，有时还有一些其他政府官员在场。

« 蛇与乌龟 »

1957年埃德加·富尔出版 « 蛇和乌龟»

回国后，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 « 蛇和乌龟»。在书中，我提出承认中国对法国是有益的。因为我认为大多数强国彻底将这片大陆置之不理是荒唐至极的事。事实上，我在任总理期间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时间解决。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在北京设立法国新闻处，同时北京也在法国设立了新闻处，以保证两国之间至少有关系往来。另一方面，我在书中还提到了台湾问题。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困难之一，我的建议是在北京重新设立使馆（这样中国也会在巴黎重新开放中国使馆），但在台湾保留领事馆，以保证不与蒋介石政府断绝关系。我把这本书寄给戴高乐将军。戴高乐将军亲笔给我回了一封长信（他一贯亲笔回信），表示他对书中的内容极为感兴趣，并认为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他在信中最后以他当时惯有的低沉语调说，这一切还未能实现，因为目前法国还没有一个政府。

与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碰面
很可能是因为这次通信的缘故，再加上他一直记得我这本书，戴高乐将军上台之后，（没有立即开始，我想是在1960年）有一天他要我来见他，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在此之前我已多次与他见面，但是讨论的是别的事）。在这次谈话中，他问我是否建议他在这一问题上有所举动。我对他说，尽管我在书中已表示赞成，但是我并不建议他现在就开始进行有关承认中国的任何程序，因为目前形势还不利。我尤其担心阿尔及利亚问题有可能造成的困难。如果法国向中国派驻大使，他在当地有可能受到一些人的无理对待，并可能有一天会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碰面…

1963年8月，戴高乐将军就越南问题采取的立场让我感到吃惊。部长会议结束之后，他突然做出了一个极重大的宣布，让大家警惕由于东南亚形势的恶化有可能造成的危险。这再一次表明了戴高乐将军的真知灼见和高瞻远瞩。因为他讲这番话时是在1963年8月，而就在10月份，越南发生了西贡政变，吴庭艳被暗杀。而戴高乐将军在1963年8月就开始关注亚洲问题，很清楚地看到亚洲局势的恶化所造成的危险。与此同时，他突然叫我来对我说： 前一段时间我曾就中国的问题征求过您的意见。您当时说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现在您是不是还这么认为 ?  我回答说： 既然您现在和我谈起，说明您自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您现在已摆脱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也就是说您不必担心假设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会带来什么尴尬。其次，中国人由于与苏联发生摩擦现在正处境艰难。第三，您已多次向美国人表示出独立自主的信号，再多一次或少一次都不会太明显。 我还记得一件有意思的事。在这次谈话中，我对将军说： 我们不能无视（scotomiser）这个有六亿人口的民族。 他说： scotomiser是什么意思，我怎么不认识 ? "-"scotomiser这个词来自scotome（盲点），表示视觉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