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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您要去中国 
在这次谈话中，我还对将军说，也许是一种神秘的巧合，我曾派人向中国政府透露说我希望重返北京。他们刚刚向我发出了正式邀请。我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前往中国，前往中国和苏联，以研究中苏冲突问题的根源。将军当时对我说： 对，您要去中国。但是要作为我的代表去中国。 他不建议我同时访问中国和苏联。

于是，我们共同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根据计划，我首先要去柬埔寨拜访戴高乐将军非常欣赏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时也为制造一种烟雾弹，以掩盖这次出行的真正目的。同样，回程时，我将在印度逗留，以会见曾经对我发出邀请的尼赫鲁总统。

戴高乐将军还交给我一封信，在信中委托我以他的名义与中国政府见面。这一做法可谓非常巧妙。由于不能直接给他还不了解也不承认的中国政府写信，他直接写信给我以表示对我的正式授权。

通过这次交换意见，我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希望尽可能地找到一个重建双边关系的彻底的解决办法。同我在这段时间和他进行的其它交谈一样，他表现的态度不十分正式。但这次在场的还有其他部长和几位合作者，由此我得出结论，认为在这件事中还有应该保留的秘密的一面。顺便说一句，当时，法国外交部的各个部门都坚信，由于台湾等问题的存在，与中国建交必将出现非常棘手的局面。事实上，我认为从我们决定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的开始，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尽管会有一定的困难。当然，对此我已经作出考虑。

受到市长的接待
一到中国我就意识到和传统的接待相比，这次又上了一个台阶，因为我们直接受到了广州市市长的接待，而不是按照惯例由副市长接待。另外，在欢迎词中，这位市长提到了两国间的 经济、文化和政治 关系。而 政治 一次在当时还是全新的概念。随后，应一家国际关系协会的邀请，我来到了北京。这可谓是中国政府找到的一种与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保持联系的权宜之计。这一协会的宗旨是与我们这些从某种程度上讲属于 异端分子 的人打交道。我在第二天就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让他看了戴高乐将军给我的信。他问我是否能够保留这封信以便进行研究，我就把信交给了他。当天晚上，我应协会的邀请参加晚宴。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长陈毅也专程从省里赶来参加这次晚宴。
我按照原定计划在中国停留了两周。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愿意停留更长的时间。我认为无论是否成功，过长时间的逗留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两周除了进行政治对话之外，我还在内蒙古等地进行了参观。我感觉到中国政府非常高兴我给他们留出三天的时间来考虑和讨论我向他们做出的提议。而且，我在参观期间由一位外交部官员陪同。他不断地向我就各种问题提问，并且每天晚上向北京汇报。

回到北京后，我们又进行了三天的讨论。也就是说实际工作的天数一共有六到七天。每次与中方的会议都持续数小时。他们不断地重申他们的观点。他们表达观点时总是喜欢从最基本的事情说起，讲许多笼统的话题。我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因此我也采取同样方法。他们说三刻钟，我就说四十五分钟。我们大谈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历史等等。在此期间，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材料用于研究我们具体能做的事情。当然，我拒绝深入讨论有关台湾的问题。我采取了以下原则：法国不能对台湾问题做出承诺，但是会运用国际法解决问题。我借此机会向中方表明，国际法不允许承认在同一个地点出现两个拥有主权的政府。因此，如果法国承认中国，并不需要同台湾断绝关系，因为法国只是在从前设立使馆的地方重新开放使馆。而且，法国在台湾只设有临时代办。我认为法国一旦承认了北京政府，台湾必然会同法国断交。最后，我们就一项非常奇怪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如果台湾与法国断交的话，法国承诺与台湾断交…。我相信我可以做出这个承诺，同时不会造成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