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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会毛泽东

1957年6月埃德加·富尔 和毛泽东会晤

最后会谈结束后，中方通知我在第二周去上海与毛泽东主席见面，周恩来和陈毅将与我在上海汇合。他们来到上海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制定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计划。第二天，我拜会了毛泽东。但是很明显，即使征求了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并得到他的同意，一切还需周恩来最后定夺。因此，我们起草了一份文件，我在上面签了字，并说明最终还需要向戴高乐将军请示，得到他的同意后才能将文件正式化。中方则需由周恩来总理签字才能生效。

于是，我离开了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向戴高乐将军作任何汇报。记者们，更确切地说是那些在北京的极少数记者们已经开始有些骚动不安。为了消除那些在香港等候我的人们的好奇心，我来到缅甸仰光。我在那里亲自用打字机打了一份报告。随后，我来到新德里，将议定书和报告交给了大使馆的一位秘书，由这位秘书飞到巴黎交给总统府。而我又在印度停留了两周，悠闲自得地散步。许多人由此得出结论说，一定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当我回到巴黎时，戴高乐将军已经看完了所有的文件。他接见我的时候对我表示他愿意按照我得出的结论，承认双方的外交关系。我与周恩来总理已事先起草了一份有关承认外交关系的议定书。这份议定书后来由负责执行的外交部稍微作了改动。

事实上，今天人们都知道这件事在当时相当棘手复杂，中方自己也丝毫不清楚我们最终是否能够对中国政府进行承认。我和中国政府甚至想到两种解决方案。最佳解决方案当然是纯粹彻底地承认中国。另一种间接形式就是两国在文化和经济领域进行合作。在事情已经完全结束的今天，我可以向外界说，经过长时间的犹豫，我在仰光起草报告时只提到了第一种方案。我担心两种解决方案会导致将军犹豫。我对自己说： 边走边看。万一第一种方案行不通，我再拿出第二种。 但是事实证明这并没有必要。

这不是明天要做的事情
当戴高乐将军在总统府接见我的时候，正值他刚刚获悉肯尼迪遇刺的消息。这无疑带来一些变化，因为在此之前相信我们都曾隐约感到美国会在法国的这一举措中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受益，尤其是在越南问题上。我认为至少对于肯尼迪政府会是这样。

那天在分手的时候，戴高乐将军对我说，如果他在参加肯尼迪葬礼之际与美国的对话不使他改变主意的话，他就会对这件事表示同意。他预计于1964年1月作出肯定的表示。

事实也确实按照预计的方向发展。我记得美国人当时非常担心。戴高乐将军 对他们说承认中国 不是明天要做的事 ，但是美国人不知道是否应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这句话。奇怪的是，这种担心的情绪在美国的 自由 阶层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些人认为这一举动可能会在下次选举中有利于 总之，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到戴高乐将军是多么得具有开创意识。美国总统在八年之后才遵循了戴高乐将军的思维方式。但是我相信，尽管这一期限相当长，法国1964年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