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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您被选中承担这一使命？当时，您在中国事务方面有哪些经验？

外交部对此类的任命往往带有随意性。我认为这一选择完全出于偶然。我的童年和我的父亲在北京度过。因此我对中文有一定的认识。我之所以说"有一定的认识"是因为当时我的中文似乎还不错。但很明显，这完全不是实情。但是我再学中文的确比其他人要快得多。两三个月之后，我已经可以用中文与人交谈了。这似乎听起来不太可能，但是因为小时候学过这门语言，因此再学起来没有特殊的困难。

您在北京的使命进行得如何？是在何种气氛下进行的？您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如何？中方负责人是如何接待你们的？他们对戴高乐将军本人和他的政策是如何看待的？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受到政治处主任雅克·德博玛舍的接见。他事先根据外交部长的指示来到波恩与中国大使见面。由于法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成为我们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的最近的去处了。于是我受到雅克·德博玛舍的 接见。他在措辞方面非常谨慎，他对我说："我几乎一无所获地回来了。我无法向您保证您到达北京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对于您即将来巴黎的中国同事，我们将会尽力配合他的工作。我认为您到北京之后，中国政府也会采取必要措施为您的工作提供方便。"
我们一行五人，其中包括让·戈里（Jean Gory）。他也是个中国迷，中文非常好。此外，还有一名记录员，一名行政专员和他的妻子（为这一使馆先行分队担任秘书）。我们住在北京饭店。这是当时最好的酒店，我们在那里受到的服务非常令人满意。显而易见，当时我们不配有保险柜，因此只能把所有的文件都装在手提箱里，不论是午餐，晚餐，甚至是参加招待会都随身携带。当时已经在北京的外交使团看到我们后，开玩笑地说，"看，法国代表团和他们的保险柜到了。"的确，我们就把手提箱和文件放在我们身旁。
中国政府对戴高乐将军和毛泽东主席共同做出的这一决定非常敏感。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戴高乐将军的代表的名义受到中国政府的接待。我在到达北京后的第三天上午就立即受到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接见。应该说，这一举动非常罕见。由于我刚刚到北京，还没有许多政治话题进行交谈，但是他很快对我表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很高兴看到两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谈到了我在北京度过的童年和我第一次回到北京时的第一反应。中方为我提供了尽可能周到的服务。接下来的十五天里，同往常一样，突然有一天，我受到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的接见。我对这次谈话记忆犹新。他对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表示非常满意，随后又以一种很不经意，非常中国式的，好像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一样对我说，"请您向戴高乐将军转达说，很久以来我们就决定，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宁可不穿衣服，但是也要拥有原子弹。我们还打算在年底之前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您向谁汇报这次任务？您在法国的联系人是谁？

正常情况下，我向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汇报工作。在我去北京之前他也接见了我。我向他汇报了戴高乐将军的指示和他的看法，因为我认为这没有什么秘密。会谈结束后，他问我他是否能为我做什么事情，这也表明了他对这次任务的重视。我请求他的理解，对他说，因为我们人数少，所以我到后没有任何设备供我们使用；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们将下榻在宾馆，我们没有办公室，没有档案柜，也就是说没有正常的使馆工作条件。他的回答使我看到作为外交部长表现出的极强烈的现实感。他对我说："啊，亲爱的朋友，可是我们也并不期待什么。先把您自己安顿下来，这就已经不错了。接下来，再去找一处适合使馆办公的楼房。您尽可能保证大使在到任之后有最起码的工作条件，这就已经不错了。 至于以后将在中国发生什么事情，或您是否能向我做出汇报，这都不重要。再说，没有人会知道中国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