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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任务进行了多长时间？在执行任务期间，你们的主要举措有哪些？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以代办的身份在北京停留了三个月。主要工作是为大使的到来做准备，因为重要的是大使。我很清楚我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在日常事务方面。

您对任命吕西安·贝耶有什么看法？他到达中国以后事情进展得如何？

吕西安·贝耶是个阿拉伯通。他几乎一直在北非工作，当然也在法国工作过，曾任国民教育部部长。因此，他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他身边工作的两年半中，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他工作起来非常认真，非常的用心，也非常讲究策略。他是个阿拉伯通，对亚洲国家了解不多。但是一上任就开始学中文。两到三年之后，他就已经能够读 " 人民日报 "社论了，因此能够直接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活。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相比极其封闭。我们在北京的感觉就像在卫星里。我们围绕着一个世界旋转，却完全与之隔绝。电视在当时几乎还不存在。收音机里只播放中国的新闻。国外新闻不经过中国政府的检查几乎不可能进入中国。和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我们的出行也受到严格的控制，我们不能超出距北京25公里，但是可以有两个例外：去距离北京32公里的机场和更远一些的长城。我们可以前往这两处，条件是中途不能停留，并且只进行往返。在这种条件下很难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

您认为是否还有其它重点值得展开？

事实上，人们逐渐意识到，对这件事进行考虑，并最后做出决定的就是戴高乐将军一人。他不仅为法国，也为全世界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代表着全新的政治局势的开始。尽管当时在北京已经有一些国家长期派驻代表，如英国设有代办，挪威，瑞典，芬兰和瑞士在北京设有使馆，但是很明显，这些国家的数量屈指可数。戴高乐将军的这一政治决定打开了新的道路，让世界睁开了眼睛，也彻底改变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

尤其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这一做法尤其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立场，在美国遭到十分强烈的反对。一些人认为这是对西方国家的一种叛变。甚至象意大利，西班牙这样与法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也在当时表现出完全的不理解。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人对戴高乐将军政策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推行的法兰西共和国独立自主的精神。